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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人的书信是诗的延伸

发布时间:2020-04-08 来源:行业资讯 点击:1

诗人的书信是诗的延伸,同时是对散文的补充。诗人的书信满足了我们的渴望,甚至是诗与散文满足不了的。诗人的书信是一种照亮,不仅对诗,而且对诗人的散文。诗歌太浓缩;书信可以刺探;而诗人的散文要么是诗的冗余 产生于诗的过剩状态 要么是诗的不足。如果诗人的散文实际上是一组书信,那么读者该有多么幸福:爱上诗人,或被诗人所爱,哪一个更幸福?策兰和巴赫曼的书信集之所以难得,在文学史的典范或稀有的意义上,自然在于他们不仅仅是诗人,还是一对爱人:从而超出了世人对幸福的眺望,抑或说,即使世人的幸福概念,与之相比较之下也失重了;在他们 这对诗人爱侣 的宇宙的引力场中;幸福变成了隐喻,也就是所有事物的伤口,上帝、欧洲与婚姻等等。在这里,只有在这里,幸福才呈现出本来面目,也就是一种(幸福的)想象。

这么说,并不是说这些书信就是散文,它们具有散文的基本素质,但却永远不会染上散文的风寒甚至风湿痛,而是充满了诗的健康的光辉。这还是因为:它们归根结底只是书信。诗人的散文不滥情,总是有别于那种对天气抱怨不休的散文。诗人的书信近于无情,因为总是出于必要,其中的情感更显珍贵。说到最后,是因为诗人的书信介于诗与散文之间:有时,诗人的信不过是一首刚写好的诗,那么,另一个诗人可要怎样回信才好呢?用散文来呼唤爱情,就像用散文来接近诗?更绝妙的回信是,写出绝妙的诗,构成一种绝妙的对称。它对未来的女诗人构成了诗歌的魅惑,甚至超过了爱情的魅惑;不错,爱往往需要词语唤起,但也会被词语所谋杀;这就是策兰致巴赫曼的第一封信,两人的 1948年也就是这本书信集的开始,它只把巴赫曼视为异乡女人中的一个:“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:那是水。/你应知道水里的事,在异乡女人眼里寻找。”这种同义反复,是伟大或优秀诗歌的特征,也是对巴赫曼的无情设定。本书的译者之一王家新 同时我也应该提一下另一位译者芮虎,他对本书的贡献应该也不仅仅是散文;他们将是汉语诗歌中“合作译者”的模范,合作译者中的每个人也都应该是诗与散文的混合 诗人王家新甚至从策兰1970年跳下米拉波桥联想到了这首名为《在埃及》的诗:“你应从水里召唤她们……”诗人的书信连接了生与死。诗人的书信,将异乡女人从异乡剥离,让异乡女人不再属于异乡:“一切照旧,我有了工作,成功了,男人们以各种方式围绕着我,对我却没有什么意义:你、美丽和忧郁,分割了我飞逝的日子。”诗人的书信就这样让诗与散文彼此靠近。

因为诗人的书信存在于诗与散文之间。诗人的书信充满了罂粟。不仅仅是因为 1948年:“我的房间现在成了罂粟花地,因为他喜欢把这种鲜花送给我。”还因为策兰此后会从巴黎寄来“一束令人欣悦的罂粟花”。罂粟被命名为“一小罐蓝”,它还将被命名为记忆本身,这是因为,罂粟与记忆相亲相爱,就如本体与喻体一般相亲相爱,而实际上不管本体与喻体都是主体,也许,只有诗人才明白这个道理:

我们互看,

我们交换黑暗的词,

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,

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,

像海,在月亮血的光线中……

《花冠》

诗人的书信充满了对这种奇迹的记述。诗歌是一种爱的奇迹,在不允许爱的环境中;只有爱本身才允许爱。于是我们发现一个悖论,即使他们本人否定了爱,他们也依然在爱着。诗人的书信也许只写给上帝,如果事情正像汉斯·约纳斯所说,在奥斯维辛之后,上帝本身也是软弱的,需要我们帮助。在奥斯维辛之后,也即在奥斯维辛之中;策兰一生都在劫难逃。如果说,诗人的书信是一个吸引并毁灭周围一切的黑洞 因为奥斯维辛,诗人的头脑成了一个黑洞 那么我们必须纠正说,诗人的书信也记述了爱的奇迹。如果诗人是爱因斯坦,诗人的书信就是时空旅行。

然而,诗人的书信也会陷入世俗的烦恼。诗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,我们的时代对这句话很理解,而诗人就不见得有那么理解。但是诗人的书信又从根本上超越了世俗的烦恼,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诗人的亲属可以同意这本书信集在 2008年提前出版,而非按照出版惯例在202 年出版。这让我可以提出如下观点而无冒犯之虞:在所有的三角关系之中,这里的三角关系也许是最好的;仅仅因为在所有的爱情之中,这里的爱情是最好的;恰恰是后者宽恕了前者,同时也解放了前者。要知道这本书信集不仅包括策兰与巴赫曼的书信,还包括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书信,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马克斯·弗里希的通信。巴赫曼与吉赛尔的通信令人动容,相信并不只是男性读者会这样看。随便说一句,如果将策兰暂时抛开,那么弗里希谈到的对文学批评应持的态度,对于年轻的作家并非无益。

诗人的书信是漂流瓶。对于策兰,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过分。然而遗憾的是,他并未直接出面反驳对他抄袭的指控 实际上后者只是反犹主义作祟,而是不断求助于朋友,这甚至影响到他和朋友的关系。阿多诺并没有回复策兰那封指控“一桩德雷弗斯丑闻”的信。然而,在诗人的书信中仍保存着犹太人那最后的尊严。诗人的尊严就是犹太人的尊严。没有谁可以比中国人更像犹太人。茨维塔耶娃也对中国人感到亲切。中国诗人对策兰的接纳,其实是对自身历史的接纳。让人想起中国的奥斯维辛的事物,恐怕不仅仅是文革。奥斯维辛就是原始创伤场景;不正视奥斯维辛,就无法脱离奥斯维辛;这是简单的教义。奥斯维辛之后,写诗是野蛮的,但奥斯维辛之后,写诗更是必要的。奥斯维辛之后是幸存,但写诗就是存在。可能正如策兰对巴赫曼所说:“存在,是的,我们可以,并且可能。存在 为了相互存在。”王家新创造了一个诗人家族,通过长年的翻译、介绍和阐释。诗人家族就是人类家族。诗人不仅仅是人的象征,他还应该成为完全的人,甚至更为完善的人。从策兰出发,成为更完善的人;过去的人有意忽略了自己的历史。

为什么情人不能拯救策兰,并且给他更多存在的勇气,使他免于毁灭?可惜,诗人的书信并没有答案。我们无法指责诗人心灵的软弱。策兰的心并不擅长反击,但无法说,他任由自己被(自己)吞噬。巴赫曼写道:“这就是一个问题,你是否要批准它,接受它。然而,如果你自愿被它制服的话,那就是你的历史,而不会成为我的历史。”这封信自然没有寄出;巴赫曼知道策兰无法改变。这无关精神病理学。诗人的书信不是一份病历,也不是一份诊断书,包括巴赫曼的信。策兰曾经从法文报纸上给巴赫曼抄写了一句格言:“伟大的心灵不会把自己的困惑传给别人。”如果伟大的策兰传给了别人什么,那将是信仰,抑或信仰的不可能:困惑只有相关于信仰才会有意义。策兰对巴赫曼说:“当我与你相遇之时,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又是精神”,这是指二人1957年在西德的重逢,在《科隆,王宫街》:

心的岁月,梦者

为午夜密码

而站立。

有人在寂静中低语,有人沉默,

有人走着自己的路。

流放与消失

都曾经在家。

你大教堂。

你不可见的大教堂,

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,

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。

正是巴赫曼所说的“梦者”一语,再次唤醒了两个人“心的岁月”。午夜密码自然是德国人的午夜哲学,然而,策兰的用意和黑格尔相反。“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”,将爱情和信仰连接在了一起,此时信仰又成了可能的事,然而,这不是那种美国小说,而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上帝的沮丧的奥秘。总有一个钟摆,振荡在历史与神秘之间。在帕斯捷尔纳克、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的书信集里,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震荡。

诗人的书信比诗歌要亲切,比散文要克制。有时,诗人的书信也有可能演变为小说:策兰在火车上看到了一位女子忘情地阅读巴赫曼的诗,就将自己和巴赫曼的亲密关系告诉了她,并且留下了通信地址。而巴赫曼也由一个诗人慢慢转变成了小说家。策兰描述自己和巴赫曼的关系:“两者都可以: /触摸,禁止触摸。/两者谈着爱之罪,/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。”爱的心灵禁止触摸。然而,情人不会发出原本属于上帝的诫令:“勿触我!”安徒生说:“神圣的爱情只能想象。”我也曾写过:“禁止触摸的画,一定出自你手。”然而,策兰这句话也许更好地阐明了他和巴赫曼关系的实质:“想想《在埃及》。当我读它,就看见你步入其中:你是那生命的泉源,也正因为这样,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,并且将继续如此。……然而,即使单独的言说什么也不是,我也要和你一起沉默。”巴赫曼不仅仅是异乡女子,还是他“言说的辩护者”。她在爱情和言说两方面都不胜负荷。她不得不在二人之间要求一种“平等的友谊”,然而即使连这封信也没发出去。策兰的精神崩溃更是杜绝了这种可能。他终于死于加缪称之为的“社会谋杀”。策兰死了。然而言说并未终止。巴赫曼在以策兰为原型的长篇小说《马利纳》中添加说:“我的生命结束了,因为他在被押送的途中溺死于河里,他曾是我的生命。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。”

(编辑:苏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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